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报告 3．中国革命之失败

3．中国革命之失败

　　现在要说到失败的原因了。这里所说的是关于客观的。武汉失败的原因除了主观的党的机会主义外，还有客观的原因吗？如果党没有机会主义是不是保证可以不致失败呢？我想答复第一个问题是说有的，答复第二个问题是说不可能的。要解释这种答复的理由，我们不能不说到客观的失败原因了。俄国党的反对派[11]说，国际给了中国党一些不正确的指导，结果中国革命失败了，所以中国革命的失败，第三国际应当负责任的。他们的意思，如果国际方面仍是季诺维埃夫[12]、托洛斯基[13]等，换句话说，就是采用他们的路线去指导中国革命，是不会失败的。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在此地当然不能很详细去辩证反对派的观点，但我们一定可以找出许多客观失败的原因，来说明当时革命的一些困难条件。昨天布哈林同志曾说过，俄国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有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指导，然而终于失败了。这就是说，当时革命的失败，一定有许多客观的原因。武汉失败的原因——客观的，第一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加强，这一点，在武汉是如此，在广州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在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虽然有十四国联军来攻打俄国的苏维埃政府，但那时正是大战的时候，或大战初终，许多国家都由大战产生了很多的危机，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都没有能力来完全破坏俄国的革命。就是到一九一八和一九二三年，虽然是各国派兵来包围苏联，可是西欧的工人运动因为世界大战后的影响，非常高涨，甚至最不觉悟的英国工人也起来反对本国出兵干涉俄国革命。但是中国革命的国际形势就完全不同了，恰恰是所谓国际资本主义当着稳定的时期。中国一九二五年开始了革命运动，一九二六年也曾扩大了东方的民族革命范围，像摩洛哥、印度、菲列宾[14]、叙利亚等先后起来，发生很伟大的革命，都是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发展的，但终被帝国主义镇压下去了。到了武汉时候，日、英帝国主义更能够很从容的派许多兵舰来。他们时时准备着以机关枪、大炮向中国的革命民众扫射，企图压迫革命，而且他们压迫革命的方法不仅限于大炮、兵舰的政策，他们还有很巧妙的方法，就是威胁中国的资产阶级由革命的营垒转变为他们的新工具。他们对资产阶级说，如果你们反工农，反共产，那么，我们可以同意你们打倒张作霖、孙传芳。自然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在它的阶级背影上始终要背叛革命的，但在帝国主义威胁利诱条件下，益发促短其叛变过程了。所以我们在当时，主要的敌人，并不是张作霖、蒋介石或者汪精卫，而是狰狞无比的帝国主义。第二是地主、豪绅、资产阶级保持了封建基础，他们利用以保持封建基础的工具的士兵没有参加土地革命。中国的地主、豪绅本身也可以说是“参加了”革命的，不过他们的“参加革命”，总是写在括弧以内。他们是有地域冲突的，他们分作什么广西派、广东派、湖南派，甚至广西派也要分桂林派、梧州派，……湖南派也要分醴陵派、湘乡派……以及许许多多的派别。中国本来是一个半封建的国家，是一个不统一的国家。这些各种地域的派别，也就是这种国家的社会内容。我们常常看到中国的币制、交通，都是各地各地的不同。这些如果是在西欧的国家，就完全是两样。我们常常看到广东、上海或者武汉、长沙以及北方各地的钱，小洋、大洋、铜元都跟着地域的不同而不同。地主、豪绅、资产阶级，也就按着地域的不同而割治，甚至于垄断各地的小市场。我们看到上海的小菜场，卖菜的有的卖三个钱，有的卖五个钱，我们买菜也可以听便选便宜的买就是了。但是广东或是其他地方乡村的大交易，就完全不同了。那里有什么“大先生”、“二先生”，也就是所谓“买办”。帝国主义者要收买原料，就完全由他们经理。他们的收买原料，完全不像上海的小菜场了，他们常常以垄断的手段，来收买一切原料，所有由农村生产原料的农民或手工业者，谁能逃脱他们这种利害的剥削。地主对农民却更利害极了。举一个例子：前年在江苏有一个农民向地主借了一担谷。前年是饥荒年成，谷子是十六块钱一担。去年收成很好，谷子是比较便宜多了（四元）。你们想想这地主是怎样向农民索取呢？他说现在的谷子是四块钱一担了，——农民，借我的是十六块钱的，应当还我四担谷子。这一个小小例子，就证明到中国农村中剥削压迫的利害。假使在前清的时候，自然地主是有的，但那时他们是服从官僚、贵族管辖的，因为那时中国是一个所谓亚洲式的统一国家。自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以后，使中国产生大的变化。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投机到北京做了总统。袁氏本是代表北洋军阀——北方的大地主阶级，当然袁世凯的背后，是有帝国主义做后台老板的。可是南方的陆荣廷[15]，也同样有自己的后台老板。他为自己的利益，要反对袁氏，都挂起护法招牌，打出什么革命的旗子。我们说地主、豪绅参加革命，就是这样投机而来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他们的“参加革命”要写在括弧以内的意思。大战时，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商业化更为明显，所以当时各省区益发形成一种更混乱的局面。各地的督军代表各地的地主、豪绅，分割各省地盘。各省的土地完全成了军阀的私产，千万、百万的税捐，任他怎样抽刮，可说农民的生产都是供给军阀的了。他们还常常借着很大的帽子来作反对其他军阀的工具，借此来做自己割据的理由。其实他们是革命吗？一点革命的意义也没有，他们所有的不过是层层的压迫人民罢了。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大帽子常常给这些军阀所利用，在广州的杨希闵、刘震寰等，拿到孙中山的招牌来压迫工农，这是很显明的例子。那时候，代表地主、豪绅的军阀在孙中山革命旗帜下就有杨、刘的反工农，那末到了武汉土地革命时代，他们——地主、豪绅要反革命是毫无疑义了。所以马日事变的爆发，当然是酝酿很久的。他们的利益不仅是与土地革命相冲突的，就是一点很小的事件，如剪发问题、放足问题，都是他们看不惯的。但是他们的工具，军队中的士兵，并不是与土地革命有冲突的，他们没有参加这种革命，实在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自然这是很大困难复杂原因的。国际机关报《共产国际》[16]杂志曾说过中国革命是进到一个很困难的时期了，一方面要保障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之军队，一方面又要变更阶级的组合。事实本来是这样的，我们一方面要北伐，要北伐就不能破坏军队；一面又要夺取士兵来反对直接利用而压迫他们的军官，因此这中间是发生最大的困难了。第三点是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了。我们首先举个例子说：长沙酱业工人要求增加十六倍工资，我们的外国同志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看到这样要求加大的例子。其实虽然加上十六倍，也没有多少钱（只有十五元），而且当时生活程度非常的高。另一方面酱业主是一方面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锁的，另一方又要增加这样大的负担，当然是要闭门歇业的。因此这问题在实际上是不容易答复的。中国革命当时本来说不上什么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当时本来可以将大生产没收，设合作社，来调剂失业的劳动者。列宁在二月革命时提议没收糖业新提加[17]，这并不是社会革命，农民也是赞成的，虽然是与私有制有冲突的，但是对农民是有利益的。我们在汉阳没收六个工厂，在当时的小资产阶级是不是要反对的呢？在理论上当然不会反对的，但是他们必然要动摇。我们指导机关又跟着动摇。再，这一问题与兵士问题是有关联的。我那时初到武汉，常常听了许多同志说过唐生智的兵士，骂农民协会是混蛋，说共产党在后方捣乱，他们当然是受了反动宣传的。但我们如果做士兵运动，自然我们不仅是对他说空话，而且要给他以物质的利益。关于湖南的兵士，我们还可以给他们以土地；至于外省的兵士，尚不能说到给他们以土地的话，因为其他各省尚未进到土地革命，离得很远。此外还有一个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当时还需要打仗；要打仗就一定需要兵；要兵就要饭吃。这样一来就不能不影响于小资产阶级了。当时我们本应当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大资产阶级的财产、企业来解决这些兵士的生活问题，但这又被唐生智、汪精卫所反对、阻止了。以上这三个问题，都是当时没有方法解决的问题，也就成了失败的三种原因。这种困难的问题，我们不能看作过去的问题，在将来革命的前途上也一定要发生的。譬如帝国主义的威胁是会有的，假如在广东暴动起来，就马上与香港冲突了。第二、第三个问题也是必然发生的问题。从前在海陆丰时，敌人都跑了，商业也停歇了，各方的武装敌人都包围起来了，于是经济起了大的恐慌，生活必需品都缺乏，工人都失业，小资产阶级及兵士问题，都成了不易解决的困难问题了。第四是无产阶级的本身薄弱，及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非常大。在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要比俄国一九〇七年要小，总数不能超过二百五十万以上（纯粹产业化的真正无产阶级）。同时她是非常幼稚的，因为许多刚刚脱离农村，在思想上、行动上都带有小生产者的习惯。例如广东代表说的，在广东会议上讨论广东暴动时，有些同志提议要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在原则上似乎是对的，因为他们说土地革命农民可以得到土地，工人却没有得到什么，如果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工人也可以得一些财产。但这种说法在事实上就证明是小资产阶级的心理而非无产阶级的心理了。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中央过去的机会主义都是无产阶级本身薄弱，非无产阶级的心理和行动得以反映到革命的路线上来的结果。

　　【注】

　　[11]俄国党的反对派，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

　　[12]季诺维埃夫，今译季诺维也夫（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Зиновьев）。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19年任共产国际主席。1926年被指控与托洛茨基结成反党联盟，被开除出政治局；共产国际亦免除其职务。1927年开除出党。

　　[13]即托洛茨基，参见本书《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之注释①。

　　[14]菲列宾，即今菲律宾。

　　[15]陆荣廷，广西武鸣人。辛亥革命后任江西都督。1917年4月任两广巡阅使。同年7月参与护法，任军政府元帅。后控制军政府，排挤孙中山。1920年被陈炯明打败。1923年受北洋政府委派督理广西军务。1924年被李宗仁、黄绍竑等联合打败下野。

　　[16]《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1919年5月1日创刊，格·季诺维也夫任总主编。先后以俄、德、英、法、西、中等六种文字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出版。

　　[17]新提加，今译辛迪加，是法语Syndicat的音译，即联合组织之意。指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为高价销售商品和低价购买原料而成立的垄断组织。参加辛迪加的企业在生产上和法律上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在商业上已失去独立地位，不再与市场发生直接联系。其商品销售和原料采购，均由总办事处集中承揽。

梦远书城(guxu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