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民兵与佣兵之得失

民兵与佣兵之得失

　　兵制之于人国，亦重矣哉！其兵为义务而战者，兵愈多则愈强，其兵为报酬而战者，兵愈多则愈弱。此可于吾中国唐府兵与彍骑征之，可于近世英德两国陆军之比较征之，可于古代罗马与加达治之胜败征之。而先例之最古而最显著者，尤莫如埃及。埃及自攘斥牧王、光复旧物以后，四征八讨，不戢其武，而服兵役者皆国中望族。当是时，盖常有胜兵五十万，遂孕出武族之一阶级，其位势优异于齐民，论者或以此为埃及固窒之一原因。斯固然也。然埃及之所以伯九有，亦实在是。及第二十六朝以后，（当我战国间）希腊人之侨于埃及者日众，埃王广募以为兵，本国武族不胜愤懑，相率而去国者数万人，埃及遂自兹不复振，展转以夷于附庸。谓希腊军人之资格不逮埃及耶？彼希人固以此时代电扫三洲，莫之能御矣。然自为战则勇，而为埃及人战则怯，岂有他哉？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此真古今得失之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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