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记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2)

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2)

　　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此诚中国未尝有之事，而实千古不可易之理也。夫以数千里外渺不相属之人，而代人理其饮食讼狱之事，虽不世出之才，其所能及者几何矣。故三代以上，悉用乡官，两汉郡守，得以本郡人为之，而功曹掾吏，皆不得用它郡人。此古法之最善者，今之西人莫不如是。唐宋以来，防弊日密，于是悉操权于有司，而民之视地方公事，如秦越之人视肥瘠矣。今欲更新百度，必自通上下之情始，欲通上下之情，则必当复古意，采西法，重乡权矣。然亦有二虑焉，一曰虑其不能任事，二曰虑其藉此舞文也。欲救前弊，则宜开绅智；欲救后弊，则宜定权限。定权限者何？西人议事与行事分而为二：议事之人有定章之权，而无办理之权；行事之人有办理之权，而无定章之权。将办一事，则议员集而议其可否，既可乃议其章程，章程草定，付有司行之，有司不能擅易也。若行之而有窒碍者，则以告于议员议而改之。西人之法度，所以无时不改。每改一次，则其法益密，而其于民益便。盖以议事者为民间所举之人也。是故有一弊之当革，无不知也，有一利之当兴，无不闻也。其或有一县一乡之公益，而财力不能举者，则议员可以筹款而办之，估计其需费之多少而醵之于民焉。及其办成也，则将其支用款项列出清单，与众人共见，未有不愿者也。譬之一街之中，不能无击柝之人，于是一街之户宅集议，各出资若干而雇一人为之；一乡之中，欲筑一桥修一路，于是一乡之户宅集议，或按田亩，或按人丁，各出资若干而动工为之，未有不愿者也。推而大之而一县而一省而一国，莫不如是，西人即以此道治一国者也（吾中国非不知此法，但仅以之治一乡治一街，未能推广耳）。故每月应筹款项，皆待命于下议院，下议院则筹之于民，虽取之极重，而民无以为厉己者。盖合民财以办民事，而为民所信也。民亦知此事之有益于己，非独力所能办，故无不乐输以待上之为我成之也（如一街四十户，每户月输一百，即得四千。可以用一击柝之人，以为己保护财产。若非得一人总任其事，则虽每户月自出二百，仍不能用一人）。故有乡绅为议事，则无事不可办，无款不可筹，而其权则不过议此事之当办与否，及其办法而已。及其办之也，仍责成于有司，如是则安所容其舞文也。至于讼狱等事，则更一委之于官，乡绅只能为和解，或为陪审人员，而不能断其谳，然则又何舞文之有乎。西人举国而行之，不闻有弊，则亦由权限之画定而已。开绅智者何？民间素不知地方公事为何物，一切条理皆未明悉，而骤然授之使其自办，是犹乳哺之儿而授之以杯筯，使自饮食，其殆必矣。故必先使其民之秀者日习于公事，然后举而措之裕如也。今中国之绅士使以办公事，有时不如官之为愈也。何也？凡用绅士者，以其于民间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气而已。今其无学无智，既与官等，而情伪尚不如官之周知，然则用之何为也。故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教之惟何？惟一归之于学会而已。先由学会绅董各举所知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每州县各数人，咸集省中入南学会，会中广集书籍图器，定有讲期，定有功课，长官时时临莅以鼓厉之，多延通人为之会长。发明中国危亡之故，西方强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讲办事之条理，或得有电报，奉有部文，非极秘密者，则交与会中俾学习议事。一切新政将举办者，悉交会中议其可办与否，决议其办法，次议其筹款之法，次议其用人之法。日日读书，日日治事，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为议员者过半矣。此等会友亦一年后除酌留为总会议员外，即可分别遣散，归为各州县分会之议员，复另选新班在总会学习。绅智既开，权限亦定，人人既知危亡之故，人人各思自保之道，合全省人之聪明才力，而处心积虑，千方百计，以求办一省之事，除一省之害，捍一省之难，未有不能济者也。

　　绅权固当务之急矣，然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也。即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几也。故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官贫则不能望之以爱民，官愚则不能望之以治事。闻黄按察思所以养候补官，优其薪水之法，此必当速办者也。既养之则教之，彼官之不能治事，无怪其然也。彼胸中曾未有地球之形状，曾未有欧洲列国之国名，不知学堂工艺商政为何事，不知修道养兵为何政，而国家又不以此考成，大吏又不以此课最，然则彼亦何必知之，何必学之。举一省之事而委之此辈，未尝学问、无所知识之人之手，而欲其事之有成，是犹然薪以止沸，却行而求前也。而无如不办事则已，苟办事则其势不能不委之此辈之手，又不可以其不能办而不办也。然则将如之何？曰教之而已矣。教官视教士难，彼其年齿已老，视茫发苍，习气极深，宦情熏灼，使之执卷伏案，视学究之训顽童，难殆甚焉。然教官又视教士易，彼其望长官如天帝，觊缺差若九鼎，宫中细腰，四方饿死，但使接见之时，稍为抑扬；差委之间，微示宗旨，虽强之以不情之举，犹将赴汤蹈火以就之，而况于导之以学乎？故课吏堂不可不速立，而必须抚部为之校长，司道为之副校长。其堂即设在密迩抚署之地，每日或间一二日，必便衣到堂，稽察功课，随时教诲。最善者莫如删堂属之礼，以师弟相待，堂中陈设书籍，张挂地图，各官所读之书皆有一定，大约各国约章，各国史志，及政学、公法、农、工、商、兵、矿政之书，在所必读。多备报章，以资讲求，各设札记，一如学堂之例。延聘通人为教习，评阅功课，校长及副校长随意谈论，随意阅札记，或阅地图而与论其地之事，或任读一书而与论其书之美恶，听其议论其书之美恶，听其议论而可以得其为人矣。而彼各官者恐功课不及格而获谴，恐见问不能答而失意，莫不争自濯磨，勉强学问矣。教之既熟，必有议论明达，神气坚定者出矣。或因好学而特予优差，或因能任事而委之繁缺，数月之后，家弦诵而人披吟矣。闻曾文正每日必有一小时与幕府纵谈，若有事应商，则集幕府僚属使之各出意见，互相辩论。文正则不发一言，归而采之，既可于此事集思广益，复可见其人之议论见地。骆文忠则每集司道于一圆桌，令以笔墨各陈所见。岑襄勤、丁雨生之办事如训蒙馆然，聚十数幕友于一堂，陈十数几桌，定时刻治事，随到随办，案无留牍。此诚治事之良法也。今日之中国，亦颇苦于礼矣，终日之晷刻，消磨于衣冠应酬迎送之间者，不知凡几，交受其劳，而于事一无所补。日日议变法，此之不变，安得有余日以任应办之事乎？是宜每日定有时刻，在课吏堂办事，一切皆用便衣，凡来回事者立谈片刻，不迎不送，除新到省衣冠一见外，其余衙门例期悉予停免，有事咸按时刻在堂中相见，则形骸加适，而治事加多。斯实两得之道也。至实缺各官，关系尤重，既未能尽取而课之，亦必限以功课，指明某书令其取读，必设札记，读书治事二者并见。须将其读书所有心得，及本县人情物产风俗咸著之札记中，必须亲笔，查有代笔者严责（难者必以为实缺官身任繁剧，安能有此休暇？不知古人仕优则学，天下断无终年不读书而可以治事之理。每日苟定出时刻，以一两点钟读书，未必即无暇晷也）。频颁手谕，谆谆教诲，如张江陵与疆臣各书，胡文忠示属员各谕，或以严厉行之，或以肫诚出之，未有不能教诲者也。吏治之怠散久矣，参劾则无人可用，亦不可胜劾，其无咎无誉，卧而治之，无大恶可指者，亦常十居六七焉。夫立木偶于庭，并水不饮，其廉可谓至矣，然而不能为吏者。吏者，治事者也，吏不治事，即当屏黜，岂待扰民哉！虽然，治事者必识与才兼，然后可云也。若并不知有此事，不知此事之当办，则曷从治之？未尝讲此事之办法，则曷从治之。西国治一事则有一事之学堂，既学成而后授以事矣，然其每日办事之暇，未尝有一日废书者（不读书则看报，贵至君主贱至皮匠，莫不皆然）。今国人士自其鼓箧之始，则已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及一入宦途，则无不与书卷长别。《传》曰：“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一官一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制焉。又况于终其身而不学者乎。”中国一切糜烂，皆起于此，而在位者杳焉不自觉。今日兴一新法，明日兴一新法，而于行法之有人与否，漠然而不之计，此真可为痛哭流涕者也。以上三端，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窃以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三者毕举，则于全省之事若握裘挈领焉矣。至于新政之条理，则多有湖南所已办者，如矿务轮船学堂练兵之类；或克日开办者，如学会、巡捕、报馆之类；或将办而尚有阻力者，如铁路之类；或已办而尚须变通扩充者，如钞票制造公司之类。今不必述。而窃以为尚有极要者二事：一曰开马路，通全省之血脉。则全省之风气可以通，全省之商货可以出。二曰设劝工博览场。取各府州县天产人工之货聚而比较之，工艺精者优加奖厉。长沙古称贫国，而五代马氏即恃工商以立邦，今欲易贫而富，则非广厉工商末由也。今全省无论已办将办未办各事，除绅士协办外，苟经官手，则几无事不责成于一二人。其事至繁，其势至散，一人之精神，有万不能给之势，然舍此则又无可倚畀。鄙意以为宜设一新政局（各省有洋务局之称，其名最不雅驯，不可用），一切新政皆总于其中，而使一司道大员为总办，令其自举帮办以下之人，事归一线，有条不紊，或稍易为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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