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记第三章政变原因答客难

第三章政变原因答客难

　　语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大丈夫以身许国，不能行其志，乃至一败涂地，漂流他乡，则惟当缄口结舌，一任世人之戮辱之，嬉笑之，唾骂之，斯亦已矣。而犹复哓哓焉欲以自白，是岂大丈夫所为哉！虽然，事有关于君父之生命，关于全国之国论者，是固不可以默默也。

　　论者曰：中国之当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无操之过蹙，失于急激以自贻蹉跌之忧乎？辩曰：中国之言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如病者然，其积痞方横塞于胸腹之间，必一面进以泻利之剂，以去其积块，一面进以温补之剂，以培其元气，庶能奏功也。若不攻其病，而日饵之以参芩，则参芩即可为增病之媒，而其人之死当益速矣。我中国自同治后所谓变法者，若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交涉之有总署使馆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馆及各中国学堂也。皆畴昔之人所谓改革者也。夫以练兵论之，将帅不由学校而出，能知兵乎？选兵无度，任意招募，半属流丐，体之羸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武阶极贱，士人以从军为耻，而无赖者乃承其乏，能洁己效死乎？图学不兴，厄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制，仰自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帅不习风涛，一旦临敌，能有功乎？警察不设，户籍无稽，所练之兵日有逃亡，能为用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且也用洋将统带训练者，则授权于洋人，国家岁费巨帑，为他人养兵以自噬。其用土将者，则如董福祥之类，藉众闹事，损辱国体，动招边衅，否则骚扰闾阎而已，不能防国，但能累民。又购船置械于外国，则官商之经手者，藉以中饱自肥，费重金而得窳物，如是则练兵反不如不练。以开矿论之，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地利乎？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且也西人承揽，各国要挟，地利尽失，畀之他人，否则奸商胡闹，贪官串弊，各省矿局，只为候补人员领干修之用（中国旧例，官绅之不办事而藉空名以领俸者，谓之干修。凡各省之某某局总办，某某局提调者，无不皆是也），徒糜国帑，如是则开矿反不如不开。以通商论之，计学（即日本所称经济、财政诸学）不讲，罕明商政之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察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且也外品日输入，内币日输出，池枯鱼竭，民无噍类，如是则通商反不如不通。以交涉论之，总理街门老翁十数人，日坐堂皇，并外国之名且不知，无论国际；并己国条约且未寓目，无论公法。各国公使领事等官，皆由奔竞而得，一无学识，公使除呈递国书之外无他事，领事随员等除游观饮食之外无他业，又何取于此辈之坐食乎？如是则有外交官如无外交官。且使馆等人在外国者，或狎邪无赖，或鄙吝无耻，自执贱业，污秽难堪，贻笑外人，损辱国体，其领事等非惟不能保护己商，且从而凌压之，如是则有外交官反不如无外交官。以教育论之，但教方言以供翻译，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学艺之术，能养人才乎？科举不变，荣途不出，士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能得高才乎？如是则有学堂如无学堂。且也学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讲爱国，故堂中生徒，但染欧西下等人之恶风，不复知有本国。贤者则为洋佣以求衣食，不肖者且为汉奸以倾国基，如是则有学堂反不如无学堂。

　　凡此之类，随举数端，其有弊无效固已如是，自余各端亦莫不如是。则前此之所谓改革者，所谓温和主义者，其成效固已可睹矣。夫此诸事者，则三十年来名臣曾国藩、文祥、沈葆祯、李鸿章、张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然其效乃若此。然则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枝枝节节以变之，则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皆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之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盖国家之所赖以成立者，其质甚繁，故政治之体段亦甚复杂，枝节之中有根干焉，根干之中又有总根干焉，互为原因，互为结果。故言变法者将欲变甲，必先变乙，及其变乙，又当先变丙，如是相引，以至无穷。而要之非全体并举，合力齐作，则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榱栋崩折，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

　　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若如世之所谓温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张矣。不见李鸿章训练之海军洋操，所设之水师学堂、医学堂乎？不见张之洞所设之实学馆、自强学堂、铁政局、自强军乎？李以三十年之所变者若此，张以十五年所变者若此。然则再假以五十年使如李、张者，出其温和之手段，以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则与不改革何以异乎？夫以李、张之才如彼，李、张之望如彼，李、张之见信任负大权如彼，李、张之遇无事之时，从容十余年之布置如彼，其所谓改革者乃仅如此。况于中朝守旧庸耄盈廷，以资格任大官，以贿赂得美差，大臣之中安所多得如李、张之才者，而外患之迫月异而岁不同，又安所更得十余年之从容岁月者！然则舍束手待亡之外，无他计也。不知所谓温和主义者，何以待之？抑世之所谓急激者，岂不以疑惧交乘，怨谤云起，为改革党人所自致乎？语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又曰：“凡民可以乐成，难以虑始。”从古已然，况今日中国之官之士之民，智识未开，瞢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见改革而惊讶，固所当然也。彼李鸿章前者所办之事，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犹且以此负天下之重谤，况官位远在李鸿章之下，而所欲改革之事，其重大又过于李鸿章所办者数倍乎？

　　夫不除弊而不能布新，前既言之矣。而除弊之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故全躯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为之。今且勿论他事，即如八股取士锢塞人才之弊，李鸿章、张之洞何尝不知之，何尝不痛心疾首而恶之？张之洞且尝与余言，言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而不闻其上折请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犹当为之。今既自谓爱国矣，又复爱身焉，又复爱名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则舍国而爱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将舍名而爱身。吾见世之所谓温和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吉田松阴曰：“观望持重，号称正义者，比比皆然。最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后除占地布石之为愈乎？”呜呼！世之所谓温和者，其不见绝于松阴先生者希耳。

　　即以日本论之，幕末藩士，何一非急激之徒，松阴南洲，尤急激之巨魁也，试问非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维新乎？当积弊疲玩之既久，不有雷霆万钧霹雳手段，何能唤起而振救之。日本且然，况今日我中国之积弊更深于日本幕末之际，而外患内忧之亟，视日本尤剧百倍乎。今之所谓温和主义者，犹欲以维新之业，望之于井伊安藤诸阁老也，故康先生之上皇帝书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又曰：“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故先生所条陈章奏，统筹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请誓太庙以戒群臣，开制度局以定规模，设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迁都兴学，更税法，裁厘金，改律例，重俸禄，遣游历，派游学，设警察，练乡兵，选将帅，设参谋部，大营海军，经营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齐力并举，不能枝枝节节而为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无权不能遽行，故屡将先生之折交军机总署会议，严责其无得空言搪塞。盖以见制西后，故欲藉群臣之议以定之也。无如下有老耄守旧之大臣，屡经严责而不恤，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故皇上与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使不然者，则此三月之中，旧弊当已尽革，新政当已尽行，制度局之规模当已大备，十二局之条理当已毕详，律例当已改，巨饷当已筹，警察当已设，民兵当已练，南部当已迁都，参谋部当已立。端绪略举，而天下肃然向风矣。今以无权之故，一切所行非其本意，皇上与康先生方且日日自疚其温和之已甚，而世人乃以急激责之，何其相反乎？

　　嗟乎，局中人曲折困难之苦衷，非局外人所能知也久矣。以谭嗣同之忠勇明达，当其初被征入都，语以皇上无权之事，犹不深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谭查历朝圣训之成案，将据以请于西后，至是谭乃恍然于皇上之苦衷，而知数月以来改革之事，未足以满皇上之愿也。谭嗣同且如此，况于其他哉？夫以皇上与康先生处至难之境，而苦衷不为天下所共谅，庸何伤焉。而特恐此后我国民不审大局，徒论成败，而曰是急激之咎也，是急激之鉴也，因相率以为戒，相率一事不办，束手待亡，而自以为温和焉。其上者则率于补漏室，结鹑衣，枝枝节节，畏首畏尾，而自以为温和焉。而我国终无振起之时，而我国四万万同胞之为奴隶，终莫可救矣。是乃所大忧也，故不可以不辩者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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