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六章近世之学术(5)

第六章近世之学术(5)

　　第二节乾嘉间

　　吾论近世学派，谓其由演绎的进于归纳的，饶有科学之精神，且行分业之组织，而惜其仅用诸琐琐之考据。然则此学派之所以不尽其用者，原因何在乎？曰：是不一端，而时主之操纵其最也。自康雍间屡兴文字狱，乾隆承之，周纳愈酷。论井田封建稍近经世先王之志者，往往获意外谴；乃至述怀感事，偶著之声歌，遂罹文网者，趾相属。又严结社讲学之禁，晚明流风余韵，销匿不敢复出现。学者举手投足，动遇荆棘，怀抱其才力智慧，无所复可用，乃骈辏于说经。昔传内廷演剧，触处忌讳，乃不得已专演《封神》《西游》牛鬼蛇神种种诡状，以求无过。本朝之治经术者亦然，销其脑力及其日力于故纸之丛，苟以逭死而已。进化学家言：诸动物之毛羽为特别彩色者，皆缘夫有所避，而假以自卫。淘汰久之，而彩异遂独发达。挽近汉学之昌明，禀兹例也。流风既播，则非是不见重于社会，幽眇相竞，忘其故矣。呜呼！斯学之敝中国久矣。顾以二百余年瑰材轶能之士之脑识所集注，固一代思想之渊海也，可以无记乎！吾曾以桴亭、杨园比诸宋之泰山、徂徕，此言其学之相近耳。若以一代学界上位置论之，则阎、胡二子，可比孙、石；定宇、东原，其濂、洛也；高邮父子，其晦庵也。阎、胡为汉学祖，昆山（亭林）可谓祖之所自出（阎、胡之学实非传自昆山，但言汉学者，多诵法昆山，故吾强名之）。其俨然组织著学统者，实始乾隆朝，一曰吴派，一曰皖派。吴派开祖曰惠定宇（栋）。定宇之先有何义门（焯）、陈少章（景云）、沈归愚（德潜），皆尚通洽，杂治经史文辞。定宇承其祖元龙（周惕）、父天牧（士奇）家学，益覃精经术，世称“吴中三惠”。定宇著《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皆精博有心得。其弟子最著者，曰江艮庭（声）、余古农（萧客）、王西庄（鸣盛）、钱竹汀（大昕）、王兰泉（昶）。艮庭为《尚书集注音疏》，古农为《古经解钩沉》，虽罕下己见，而搜讨之勤，有足称者。王、钱益推其术以治史学。西庄有《十七史商榷》，竹汀有《廿二史考异》，皆其支流也。兰泉著《金石萃编》，金石释经者宗焉。教于扬州，则有汪容甫（中）、刘端临（台拱）稍稍上证诸子（汪所著《述学》有《荀卿通论》，刘著《荀子补注》）。古农弟子曰江郑堂（藩），撰《国朝汉学师承记》，清儒家法流派，可得而稽焉，亦一学史也。皖派开祖曰戴东原（震）。东原生休宁，章炳麟氏谓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蕴藉，盖地理感化使然也。清代汉学，阎、胡作之，惠氏衍之，戴氏成之。东原少受学婺源江慎修（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复从定宇游，传其学。著《东原集》《孟子字义疏证》《方言疏证》《考工记图》《声韵考》《声类表》《尔雅文字表》等，而关于历算、水地之著述犹多。其论学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乾嘉间学者以识字为求学第一义，自戴氏始也。其乡里同学，有金辅之（榜）、程易畴（瑶田），后有凌次仲（廷堪）及三胡（匡衷、承珙、培翚），咸善治《礼》，而易畴尤明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而皆取师资于东原。东原弟子著者曰任幼植（大椿）、卢抱经（文弨）、孔巽轩（广森）。幼植为《小学钩沉》。抱经专事校勘，《大戴记》《逸周书》《荀子》《方言》《释名》《春秋繁露》《白虎通》，皆所雠定（此外尚数种）。古书自是可读焉。巽轩始治《公羊》，为言公羊学者之祖，然今文家弗善也。其尤著者曰金坛段若膺（玉裁）、高邮王怀祖（念孙）。若膺著《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许学之渊薮也。怀祖著《广雅疏证》《经传释词》，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凡诸古书文义诘屈者，悉迎刃而解。以授其子伯申（引之），作《经义述闻》，训诂之学至是圆满矣。近世俞荫甫（樾）为《古书疑义举例》，禀高邮学，而分别部居之。而最近则马眉叔（建忠）著《文通》，亦凭藉高邮（眉叔著书时，余在上海，居相邻，往往有所商榷，知其取材于《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者独多也），创前古未有之业。中国之有文典，自马氏始；推其所自出，则亦食戴学之赐也。当是时，天子方开四库馆以藻饰太平，而东原实总馆事（《四库总目提要》，其大部分出东原手，纪文达尸其名耳）。彼之学既足以睥睨一世，而复祭酒于首善之区，以是戴氏学掩袭天下。清之汉学家，大率专事考据，不复与宋明儒者争席。惟东原著《孟子字义疏证》及《原善》，以其心得者，以与新安、姚江争，则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言曰：“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而极言无欲为异氏之学，谓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焉。此其言颇有近于泰西近世所谓乐利主义者，不可谓非哲学派中一支流。虽然，人生而有欲，其天性矣，节之犹惧不蔇，而岂复劳戴氏之教猱升木为也。二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以上叙传授派别，颇采章氏《訄书》而增补之，且自下断案。著者附识）

　　吴、皖派别之说，出自江氏《汉学师承记》，而章氏辨之尤严。章氏谓吴学好博而尊闻，皖学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为异谅也。虽然，东原固尝受学于惠氏，则吴、皖可云同源。戴之视惠，犹惠之视阎、胡也。故清之休宁，可比明之姚江。姚江出而举天下皆姚江学，即有他派，附庸而已；休宁亦然，乾嘉间休宁以外之学术，皆附庸也。虽然，其学实仅盛于江左。江左以外各省学子，虽往往传习，然不能成家。其稍有系统之可言者，则孔巽轩以其学衍于山东，继起者有郝恂九（懿行）、桂未谷（馥），皆卓然成一家言。侯君模（康）以其学衍于岭南，阮芸台（元）督粤，创学海堂，辑刻《皇清经解》，于是其学风大播于吾粤。道、咸以降，江、浙衰而粤转盛。虽然，名家者无一焉。最著为陈兰甫（沣），谬沟合汉、宋，以博创获之誉，其细已甚，而去戴学抑愈远矣。

　　其时以大人先生而鼓吹左右兹学最有力者，曰纪晓岚（昀）、阮芸台（元）、毕秋帆（沅），然皆不能自名其家，其著述或多假于食客之手，于学界殆不足道。而纪氏以佞幸处向、歆之地位，苟媚时主，微词尖语，颠倒黑白，于人心风俗所影响，固不细也。

　　惠、戴之学，固无益于人国，然为群经忠仆，使后此治国学者省无量精力，其功固不可诬也。二百年来诸大师，往往注毕生之力于一经，其疏注之宏博精确，诚有足与国学俱不朽者。于《易》则有惠氏（栋）之《周易述》，江氏（藩）之《周易述补》，张氏（惠言）之《周易虞氏义》；于《书》则有江氏（声）之《集注音疏》，王氏（鸣盛）之《后案》，孙氏（星衍）之《今古文注疏》；于《诗》则有马氏（瑞辰）之《传笺通释》，胡氏（承珙）之《后笺》，陈氏（奂）之《传疏》；于《礼》则有张氏（惠言）之《图》，胡氏（培翚）之《正义》；于《周礼》则有孙氏（诒让，今人）之《正义》；于《春秋左氏传》则有刘氏（文淇）之《正义》；《公羊传》则有陈氏（立）之《义疏》，《榖梁传》则有钟氏（文烝）之《补注》；于《论语》则有刘氏（宝楠）之《正义》；于《孝经》则有皮氏（锡瑞，今人）之《郑注疏》；于《尔雅》则有邵氏（晋涵）之《正义》，郝氏（懿行）之《义疏》；于《孟子》则有焦氏（循）之《正义》；类皆旷古绝作。盖取精多，用物宏，时代使然也。西谚曰：“罗马非一日之罗马。”吾于陈硕甫之《毛诗》，胡竹村之《仪礼》、陈卓人之《公羊》、孙仲容之《周礼》见之矣。其在《十三经》以外者，则如孔氏（广森）之《大戴礼记补注》，龚氏（丽正）之《国语疏》，陈氏（立）之《白虎通疏证》，朱氏（右曾）之《逸周书校释》，其功皆足多焉。若段氏之《说文》，王氏之《广雅》，尤为兹学之中坚，前简论之，今不具也。

　　以上为乾嘉间学统之正派。

　　其时与惠、戴学树敌者曰桐城派。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抨击不遗余力，其文辞斐然，论锋敏锐，所攻者间亦中症结。虽然，汉学固可议，顾桐城一派，非能议汉学之人，其学亦非惠、戴敌，故往而辄败也。桐城派巨子，曰方望溪（苞）、姚姬传（鼐）。方、姚固文人，而自谓尸程朱之传，其实所自得者至浅薄。姬传与东原论学，数牴牾，故经学家与文学家始交恶云。自宋欧阳庐陵有“因文见道”之说，厥后文士，往往自托于道学。平心论之，惠、戴之学，与方、姚之文，等无用也，而百年以往，国学史上之位置，方、姚视惠、戴何如哉！

　　自康雍以还，号称以朱学名家者，若熊赐履、陈宏谋、陈鹏年、杨名时、朱轼、李绂、孙嘉淦，大率皆以高位负时望，承风者固大儒之号以奉之，实则于学界不有影响。盖宋学之微久矣，方、姚以后，益更不竞。其间惟王白田（懋竑）著《朱子年谱考异》，真治朱学者，一人而已（唐鉴著《国朝学案小识》，专持门户，而派别紊乱，文体拙劣，等诸自郐也）。

　　复有浙东学派者，与吴派、皖派不相非，其精辟不逮，而致用过之。其源出于梨洲、季野而尊史。其巨子曰邵二云（晋涵）、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二云预修国史，以记诵之博闻天下（在国史馆中，先朝史册以数千计。总裁问以某事，答曰在某册第几页，百不失一云），江藩谓二云卒而江南之文献云亡。谢山于明末遗事记载最详，故国之感往往盈纸，南雷学统，此其一线也。实斋为《文史通义》，批郤导窾，虽刘子元蔑以过也；其《校雠通义》，启研究周秦学之端矣。吾于诸派中宁尊浙东。

　　赵瓯北（翼）之《廿二史札记》，其考据之部分，与西庄、辛楣相类，顾其采集论断，属辞比事，有足多者。其派宁近于浙东。或曰：其攘章实斋遗稿者过半云。无左证，不敢妄以私德蔑前辈也。其余治史者多，率皆汲王、钱之流，不足道。

　　乾嘉间王学之绝已久，中间惟罗台山（有高）、汪爱庐（缙）、彭尺木（绍升），独从王学入，而皆归宿于佛门。台山、尺木，尤勇猛精进，大澈大悟，彼时代之一异色也。其学不光大，影响盖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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