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6)

十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6)

　　十一　乐曲学

　　昔之言学者，多以律历并举。律盖言乐之律吕也。其所以并举之故，虽支离不足取，吾为叙述便利起见，姑于述历算后次论焉。可纪者少，等于附庸而已。

　　但吾仍有须郑重声明者：吾之无乐曲学常识，一如其于历算。吾绝无批评诸家得失之能力，且所叙述亦恐不能得其要领。希海内明治斯学者有以教之。

　　中国音乐，发达甚早。言“六艺”者两说，《周官》大司徒之“礼、乐、射、御、书、数”；《汉书·艺文志》之“诗、书、礼、乐、易、春秋”。乐皆与居一焉。儒家尤以之为教育主要工具，以是招墨氏之非议。惜无乐谱专书，其传易坠。汉魏以降，古乐寖亡，以至于尽。累代递兴之新乐，亦复阅时辄佚，而俗乐大抵出伶工之惰力的杂奏，漫以投里耳之好，故乐每况而愈下。乐之研究，渐惹起一部分学者之注意，固宜然矣。

　　清儒所治乐学，分两方面：一曰古乐之研究，二曰近代曲剧之研究。其关于古代者复分两方面：一曰雅乐之研究，二曰燕乐之研究。关于近代者亦分两方面：一曰曲调之研究；二曰剧本之研究。

　　清儒好古，尤好谈经。诸经与乐事有连者极多，故研究古乐成为经生副业，固其所也。清初自诩知乐者首为毛西河，著有《竞山乐录》——一名《古乐复兴录》《圣谕乐本解说》《皇言定声录》等书；而李恕谷从之游，著有《学乐录》以申其说。此四书者可称为毛氏一家之学。西河自称得明宁王权家所藏唐乐笛色谱，因据之以推得古代之七调九声，谓“自春秋迄明，千年长夜，一旦尽举而振豁之”，其自负可谓至极。然所谓宁王之《笛色谱》，始终未尝出以示人，其有无且不知，其是否唐乐更不可知。西河人格不足以见信于世，故全谢山攻其伪妄，盖有以自取矣。然其对于荒诞支离的旧说扫荡廓清之功，固不可泯灭。彼力斥前人之以五行附会乐理。略云：“乐之有五声，亦言其声有五种耳，其名曰宫曰商，亦就其声之不同，而强名之作表识耳。自说音推原元本，忘求繇历，……至有分配五行、五时、五土、五色，……而究与声律绝不相关。此何为也？……故凡为乐书，多画一元、两仪、五行、十二辰、六十四卦、三百六十五度之图，斐然成文，而又畅为之说，以引证诸黄钟、太簇、阴阳、生死、上下、顺逆、增减，以及时气、卦位、历数之学凿凿配合者，则其书必可废。……”彼力斥前人之摹揣古乐器以图复古。略云：“尝牵合古尺，考覆旧琯，呼工师截竹，裁设管器，及裁竟而乐殊不然，然后知迁、固以后，京房、郑玄、张华、荀勖，……及近代之韩尚书、郑恭王辈，凡言钟铸均弦、造器算数，皆欺人之学，不足道也。”此皆一扫尘霾，独辟畦径。其所自立论之价值如何，吾不能妄评，凌次仲谓西河全属武断。陈兰甫谓西河论乐最谬，七声十二律茫然不知。但其革命的精神则甚可师也。清初尚有胡彦升著《乐律表微》，凌次仲谓其只知唱昆山调及推崇朱子。

　　初期汉学家之乐学的著作，最有名者为江慎修之《律吕新论》二卷，《律吕阐微》十一卷。慎修长于算，故以算理解乐律，多能匡正宋明人之失。然乐律应否以算理解释，实为先决问题。慎修虽用力甚勤，然其截断众流之识，恐反出西河下也。书中附会河图、五行、纳音、气节诸陋习亦不免。唯《新论》卷末论声音流变，论俗乐可求雅乐，论乐器不必泥古诸条，似有卓见。《阐微》言唐宋燕乐之当研究，实为凌次仲示其途径。戴东原亦有论乐律之篇，大致不出慎修见解。

　　清儒最能明乐学条贯者，前有凌次仲，后有陈兰甫，而介其间者有徐新田养原。次仲之书曰《燕乐考原》六卷。燕乐者，唐代音乐最主要之部分也。唐天宝十三载，分乐为三部：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燕乐。沈括《梦溪笔谈》语而燕乐最贵，奏技者皆坐堂上。白香山《立部伎》诗自注云：“太常选坐部伎，无性识者退入立部伎；又选立部伎，绝无性识者，退入雅乐部。”立部伎即掌清乐者也，雅乐又在其下。清乐者，梁陈旧乐也；燕乐者，周隋旧乐也。本书卷六语唐承周隋之统，以其旧乐为主，而以西域诸国乐损益之，故其燕乐集乐之大成。次仲以为，“世儒有志古乐而不考之于燕乐，无异扣盘扪籥”自序语，故专为此书研究之。卷一为总论，考燕乐之来历，说明其选声制谱之概略，卷二至卷五分论燕乐二十八调宫、商、角、羽各七调，各自为卷；卷六为后论，凡十三章《燕乐二十八调说》上中下，《字谱即五声二变说》上下，《述琴》《述笛》《宫调之辨不在起调》《毕曲说》《徵调说》《燕乐以夹钟为律本说》《明人九宫十三调说》《南北曲说》《声不可配律说》；附加《燕乐表》终焉。其书之要点大略如下：吾之学力实不配作提要，所摘有误略，望读者指正。

　　一、燕乐之原，出于龟兹苏祗婆之琵琶。琵琶四弦，为宫、商、角、羽四声无徵声，每声七调，故有二十八调。

　　二、燕乐之调，本以字谱即上、工、尺等为主，与《汉书·律历志》所言律吕之长短分寸，渺不相涉。郑译、沈括辈将二者牵合为一，乃欺人之谈。

　　三、今之字谱，即古之宫商——上字为宫，尺字为商，工字为角，合字为徵，四字为羽，一字为变宫，凡字为变徵。此明朱载堉说，次仲略修改之。古乐用五声二变而成音，犹今乐用七字谱而成调，即此可以沿而上溯，不必旁求。

　　四、《乐志》等向称唐人八十四调，其实只是二十八调，因琵琶四弦每弦七调故也。然宋乾兴以来所用仅十一凋，今则仅用七调而已。

　　五、今之南曲，即唐清乐之遗；今之北曲，即唐燕乐之遗。疑燕乐完全失传者，误也。

　　其自序谓：“廷堪于斯事初亦未解，若涉大水者有年，然后稽之于典籍，证之以器数，一旦始有所悟入。”其与阮伯元书云：“推步学自西人之后，有实测可凭，譬之鸟道羊肠，绳行悬度，苟不惮辛苦，无不可至者。若乐律诸书，虽言之成理，乃深求其故，皆如海上三神山，但望见焉，风引之则又远矣。何者？一实有其境，一虚构其理也。吾书成，庶东海扬尘，徒步可到矣。”总之，昔之言乐者，皆支离于乐外，次仲则剖析于乐中。其剖析所得成绩如何，虽非吾侪门外汉所能妄谈，若其研究方法，确为后人开一新路，则吾敢断言也。次仲之乡先辈程易畴有《声律小记》一卷，《琴音记续篇》一卷，似无甚发明。唯其“论中声”一条，陈兰甫极称之。

　　次仲复有《晋泰始笛律匡谬》一卷。其自序云：“乐学之不明，由算数之说汨之也。黄钟之数，《史记》《汉书》皆云十七万一千一百四十七。不知此数于何而施用。将以为黄钟之长耶？恐九寸之管，非针芒刀刃不足以容之，将以为黄钟之实耶？恐径九分之中，非野马尘埃不足以受之。……然则律度乘除之损益，果足以深信耶？画鬼易，画人难，言乐者每恃此为藏身之固。……陈之以虚数则烂然，验之以实事则茫然者，比比皆是矣。……晋泰始末荀勖制笛律，乃以丝声之律度为竹声之律度，悉毁前人旧作，而乐学益晦。……今为《匡谬》一卷。嗟乎！所匡者宁独荀公哉！”荀律果谬与否，所匡果不谬与否，别一问题。然次仲对于旧乐学摧陷廓清之勇猛见可矣。

　　年辈稍后于次仲者有徐新田养原，著有《荀勖笛律图注》《管色考》《律吕臆说》等书。新田似未见次仲书，故无一字之征引辨难。其《笛律图注》尊宗荀勖，与次仲正反。其《管色考》，专论字谱，矫正元明人之误，与次仲全同而加详。其《律吕臆说》，亦一扫五行卦气等等纠缠之说，专剖析于乐中。与次仲孰优劣，非吾所能言也。其言五声变为七音，为乐学一进步，七音乃律而非声，其变为乃全体改易，非于本音之外漫加二音旧说谓变宫、变徵乃就旧有五声加上；言雅乐非于俗乐之别外有一声节，言雅乐之亡由于图谱失传，不关律吕；言三代之乐不亡于秦，而亡于魏晋；言当因俗乐管色以推求古乐，皆自有见地者。

　　陈兰甫所著曰《声律通考》十卷。兰甫著书动机，盖因读次仲书而起，而驳正其说亦最多。盖他书无驳之价值，而于凌书所未安，则不容不驳也。卷九之末自注云：“此书于《燕乐考原》之说驳难最多，非掎摭前人也。余于凌次仲，实资其先路之导。其精要之说，固已采录之，至其持论偏宕，则不可不辩。其纷纭舛错，读之而不可解者，尤不能不为订正。九原可作，当以为诤友焉。”今略摘凌、陈异点如下：

　　一、凌氏掊击荀勖笛律，陈氏极推重之。陈似未见凌之《笛律匡谬》，亦未见徐氏之《笛律图注》。然凌氏《匡谬》之说，已有一部分散见《燕乐考原》中，陈所反驳甚当也。徐著极精密，使陈见之或更有助。说明荀氏十二笛三调之制及其作用。

　　二、凌氏不信有八十四调，谓郑译创此说以欺人。陈氏考证八十四调为梁隋所有，不始郑译据《隋书·万宝常传》及《旧五代史·音乐志》等书，并说明其可能。

　　三、凌氏以工尺等字谱分隶宫商等，陈氏承认之。但陈谓此唯今乐为然耳，宋人则以工尺配律吕，非以代宫商。

　　四、凌氏以苏祗婆琵琶为标准乐器，陈氏谓有研究古乐器之必要。其言曰：“声随器异，由今之器，岂能寄古之声？试取今日之二弦、梆子以唱昆腔，闻者必为掩耳，而况以今器寄古声乎？”

　　兰甫《东塾集》中有《复曹葛民书》一篇，最能说明其述作之旨。今节录如下。间引本书说或他人说，注其难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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