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四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

十四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1)

　　——校注古籍　辨伪书　辑佚书

　　三　校注先秦子书及其他古籍

　　自清初提倡读书好古之风，学者始以通习经史相淬厉，其结果惹起许多古书之复活，内中最重要者为秦汉以前子书之研究。此种工作，颇间接影响于近年思想之变化。次则古史书、地理书等之研究，足以补助文献学的也不少。

　　关于子书研究的最后目的，当然是要知道这一家学说的全部真相，再下严正的批评。但是，想了解一家学说，最少也要把他书中语句所含意先看得明白。然而这些先秦古书都是二千年前作品，所用的字义和语法多与今不同，骤读去往往不能索解，而且向来注家甚少，或且并没有人注过，不像那几部经书经许多人揣摩烂熟。所以想研究子书，非先有人做一番注释工夫不可。注释必要所注所释确是原文，否则“举烛”“鼠璞”，动成笑话，而真意愈晦。不幸许多古书，展转传抄传刻，讹舛不少，还有累代妄人，凭臆窜改，越发一塌糊涂。所以要想得正确的注释，非先行（或连带着）做一番校勘工夫不可。清儒对于子书（及其他古书）之研究，就顺着这种程序次第发展出来。

　　注释之学，汉唐以来已经发达的很灿烂。清儒虽加精密，也不能出其范围，所以不必多讲。校勘之学，为清儒所特擅，其得力处真能发蒙振落。他们注释工夫所以能加精密者，大半因为先求基础于校勘，所以我在论次他们所校注的古书以前，先把“前代校勘学的特质”说说。次段所说不限于校勘古子，凡经史等一切校勘都包在内，请注意。

　　校勘之意义及范围有多种，方法当然随之而异。第一种校勘法，是拿两本对照，或根据前人所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因为各书多有俗本传刻，因不注意或妄改的结果发生讹舛；得着宋元刻本或精钞本，或旧本虽不可得见，而类书或其他古籍所引有异文，便可两两勘比，是正今谬。这种工作，清初钱遵王曾、何义门焯等人渐渐做起，元和惠氏父子也很用功。乾、嘉以后学者个个都喜欢做。而最专门名家者，莫如卢抱经文弨、顾涧广圻、黄荛圃丕烈，次则卢雅雨见曾、丁叔衢杰、陈仲鱼鳣、吴兔床骞、鲍以文廷博、钱警石泰吉、汪小米远孙、蒋生沐光煦、张叔未廷济、陆存斋心源、缪小山荃荪等。这种工作的代表书籍，则《义门读书记》何焯著、《援鹑堂随笔》姚范著、《群书拾补》卢文弨著、《士礼居题跋》黄丕烈著、《思适斋文集》顾广圻著、《读书丛录》洪颐煊著、《经籍跋文》陈鳣著、《斟补隅录》蒋光煦著、《札迻》孙诒让著、……《雅雨堂丛书》卢见曾刻、《经训堂丛书》毕沅刻、《士礼居丛书》黄丕烈刻、《别下斋丛书》蒋光煦刻、《十万卷楼丛书》陆心源刻……各书所附校勘记及题跋，武英殿版《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阮元及其弟子著等。这种工作的成绩也有高下之分，下等的但能校出“某本作某”，稍细心耐烦的人便可以做；高等的能判断“某本作某是对的”，这便非有相当的学力不可了。这种工作很琐碎，很枯燥无味，非有特别嗜好的人，当然不必再去做它，但往往因一两字的校正，令全段的正确解释。他们费毕生心血留下这点成绩，总值得我们敬服感谢。

　　第二种校勘法，是根据本书或他书的旁证反证校正文句之原始的讹误。前文所说第一种法，是凭善本来校正俗本。倘若别无善本，或所谓善本者还有错误，那便无所施其技了。第二种法再进一步，并不靠同书的版本，而在本书或他书找出凭证。这种办法又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本书文句和他书互见的，例如《荀子·劝学篇》前半和《大戴礼记·劝学篇》全同；《韩非子·初见秦篇》，亦见《战国策》；《礼记·月令篇》，亦见《吕氏春秋》；《淮南子》《韩诗外传》和《新序》《说苑》，往往有相重之条；乃至《史记》之录《尚书》《战国策》《汉书》之录《史记》。像这类，虽然本书没有别的善本，然和他书的同文，便是本书绝好的校勘资料。例如《荀子·劝学篇》，据《大戴记》可以校出脱句脱字讹字七八处，因此可以推想其他诸篇讹脱也不少，可惜无别部的同文。这种校法虽比第一种已稍繁难，但只需知道这一篇在他书有同文，便可拿来比勘。方法还是和第一种同样。更有第二条路是：并无他书可供比勘，专从本书各篇所用的语法字法注意，或细观一段中前后文义，以意逆志，发见出今本讹误之点。这种例不能遍举，把《读书杂志》等书看一两卷，便知其概。这种工作，非眼光极锐敏、心思极缜密，而品格极方严的人不能做。清儒中最初提倡者为戴东原，而应用得最纯熟矜慎卓著成绩者为高邮王氏父子。这种方法好是好极了，但滥用它，可以生出武断臆改的绝大毛病，所以非其人不可轻信。

　　第三种校勘法是，发见出著书人的原定体例，根据它来刊正全部通有的讹误。第一、第二两种法，对于一两个字或一两句的讹误当然有效。若是全部书抄刻颠倒紊乱，以至不能读，或经后人妄改，全失其真，那么唯一的救济法，只有把现行本未紊未改的部分精密研究，求得这书的著作义例。凡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总有他的义例。但作者自己写定凡例的不多，即有亦不详。然后根据它来裁判全书，不合的便认为讹误。这种办法，例如郦道元《水经注》，旧刻本经文注文混乱的很多；戴东原研究出经注异同的三个公例看下文本书条，把它全部厘正。又如墨子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原书写法和后来刻本写法不同，每条的上下文往往相乱；我著的《墨经校释》，发明“经说首字牒经”之例看下文本书条。也把它全部厘正。又如《说文解字》，经徐铉及别的人增补窜乱，多非许氏之旧；段茂堂、王菉友各自研究出许多通例，也把它全部厘正。此等原属不得已办法，却算极大胆的事业。所研究出的义例对吗，那么拨云雾而见青天，再痛快没有了；不对吗，便是自作聪明，强古人以就我，结果把原书闹得越混乱，堕入宋明人奋臆改书的习气。所以这种方法的危险程度比第二种更大做得好比他成绩亦更大，万不可轻用。段氏的《说文》，还被后人攻击得身无完肤哩！其他可想了。

　　第四种校勘法是，根据别的资料，校正原著之错误或遗漏。前三种法，都是校正后来传刻本之错误，力求还出原书的本来面目，校勘范围总不出于文句的异同和章节段落的位置。然而校勘家不以此自足，更进一步对于原书内容校其阙失。换言之，不是和抄书匠刻书匠算账，乃是和著作者算账。这种校法，也分根据本书、根据他书两种。根据本书者，例如《史记》记战国时事，《六国表》和各世家各列传矛盾之处便不少，便据世家列传校表之误，或据表校世家列传之误。根据他书者，例如《三国志》和《后汉书》，记汉末事各有异同；或据陈校范误，或据范校陈误。又如《元史》最恶劣，据《元秘史》《圣武亲征录》等书校其误。这种工作，限于史部，经子两部却用不着。这种工作，若把它扩大，便成独立的著述，不能专目为校勘，但目的若专在替一部名著拾遗补阙，则仍属校勘性质。清儒这种工作的代表著述，其遍校多书者，则如钱竹汀《二十二史考异》、王西庄《十七史商榷》之类；其专校一书者，则如梁曜北玉绳《史记志疑》、施研北国祁《金史详校》之类。

　　以上四种，大概可以包括清儒校勘学了。别有章实斋《校雠通义》里头所讨论，专在书籍的分类簿录法，或者也可以名为第五种。但既与普通所谓校勘不同，故暂不论。

　　前五种中，前三种算是狭义校勘学，后两种算是广义校勘学。狭义校勘学经清儒一二百年的努力和经验，已造成许多百公认的应用规律，俞荫甫《古书疑义举例》的末三卷，便是这种公例的集大成。欲知此学详细内容，宜一读。此种所举规律，还是专属第一二种，因第三种无一般的规律可言。

　　清儒之校勘学，应用范围极普遍，本节所举成绩，专重先秦诸子及几部重要古籍，其正经正史等已详彼部，此不多述。

　　凡校勘诸子多带着注释，所以下文论列各书，校释杂举，不复细分。

　　校释诸子（或其他古籍）之书，荟萃成编最有价值者：其一，为卢抱经之《群书拾补》。抱经所校各书，有多种已将新校本刻出其目大概都见下文；剩下未刻者，有许多校语批在书眉，把它汇成此书。大率用第一种校法为多，用第二种者亦间有；其二，为王石臞之《读书杂志》，所校为《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内篇》，共九种，末附以《汉隶拾遗》。石臞应用第二种校法为最精最慎，随校随释，妙解环生，实为斯学第一流作品；其三，为俞荫甫之《诸子平议》，所校为管、晏、老、墨、荀、列、庄、商、韩、吕、董、贾、淮南、扬，共十五种。荫甫私淑石臞父子，刻意模仿。《群经平议》模仿《经义述闻》《诸子平议》模仿《读书杂志》。但他并非蹈袭，乃应用王家的方法，补其所未及，所以这部书很足以上配石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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