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清初史学之建设

八清初史学之建设(1)

　　——万季野　全谢山　附：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

　　我最爱晚明学者虎虎有生气。他们里头很有些人，用极勇锐的努力，想做大规模的创造。即以对于明史一事而论，我觉得他们的气魄，比现代所谓学者们高得多了。

　　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考证古史，虽不失为学问之一种，但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证亦较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徜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我常想：将来一部“清史”——尤其关于晚清部分，真不知作如何交代？直到现在，我所知道的，像还没有人认这问题为重要，把这件事引为己任。比起晚明史学家，我们真是惭愧无地了。

　　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试一阅亭林、梨洲、船山诸家著述目录，便可以看出这种潮流了。内中专以史学名家，极可佩服而极可痛惜的两个人，先要叙他们一叙。

　　吴炎，字赤溟；潘柽章，字力田，俱江苏吴江人。两位都是青年史学家——顾亭林忘年之友，不幸被无情的文字狱牺牲了。两位所要做的事业，都未成功，又蒙奇祸而死，死后没有人敢称道他。我们幸而从顾亭林、潘次耕著述里头得着一点资料。《亭林诗集·汾州祭吴潘二节士诗》，有“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之句，可谓推挹到极地了。《亭林文集》有《书吴潘二子事》一篇。据所记，则赤溟、力田二人，皆明诸生，国变时，年仅二十以上，发愿以私人之力著成一部《明史》。亭林很敬慕他们，把自己所藏关于史料之书千余卷都借给他们。康熙二年，湖洲庄廷鑨史狱起，牵累七十多人，陆丽京圻即其一也，而吴、潘皆与其难。亭林说他们“怀纸吮笔，早夜矻矻，其所手书盈床满箧，而其才足以发之”。又说：“二子少余十余岁，而余视为畏友。”他们的学问人格可想见了。力田实次耕之兄，遇难后家属都被波累，次耕改从母姓为吴，其后次耕从亭林及徐昭法学，克成德业，从兄志也。两人合著的《明史》，遭难时抄没焚烧了。亭林藏书也烧在里头。赤溟别无著书。我仅在《归元恭文续钞》里面看见他作的一篇序。力田著书存者有《国史考异》《松陵文献》两种。但《国史考异》已成者三十卷，烧剩下的仅有六卷。次耕的《遂初堂集》，对于这两部书各有一篇序。我们从这两篇序里头，可以看出力田的著述体例及其用力方法，大约大部分工夫，费在鉴别史料上头。用科学精神治史，要首推两君了。因本校图书馆无《遂初堂集》，未能征引原文，改天再补入。两君《明史稿》之遭劫，我认为是我们史学界不能回复之大损失，呜呼！

　　我在第五讲里头曾经说过，黄梨洲是清代史学开山之祖。梨洲门下传受他的史学者，是万充宗的兄弟万季野。

　　季野，名斯同，卒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65。他的籍贯家世，在第五讲已经叙过了。他的父兄都是有学问的人。兄弟八人，他最幼。据全谢山做的传，说他小孩子时候异常淘气，他父亲履安先生泰每说要把他送和尚庙里当徒弟，他顽性依然不改；于是把他锁在空房里头。他看见架上有明史料数十册，翻一翻觉得有趣，几日间，读完了，自是便刻志向学。逾年，遂随诸兄后，学于梨洲。在梨洲门下年最少，梨洲最赏爱他。梨洲学问方面很多，所著《明史案》，今仅存其目，曾否成书盖未可知。季野学固极博，然尤嗜文献，最熟明代掌故，自幼年即以著明史为己任。康熙十七年诏徵鸿博，有人荐他，他力拒乃免。明年，开明史馆，亭林的外甥徐元文当总裁，极力要罗致他。他因为官局搜罗资料较容易，乃应聘入京。给他官，他不要，请以布衣参史事，不署衔，不受俸。住在元文家里，所有纂修官的稿都由他核定。他极反对唐以后史书设局分修的制度，说道：

　　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言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匽湢，继而知其蓄产礼俗，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贤愚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仓猝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才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辞史局而假馆总裁所者，惟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之迹，暗昧而不明耳。钱大昕《潜研堂集·万季野先生传》

　　季野自少时已委身于明史，至是旅京十余年，继续他的工作，著成《明史稿》五百卷。他略述著书旨趣道：

　　史之难言久矣。……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枉者多矣。……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由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枉者或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方苞《望溪文集·万季野先生墓表》

　　自唐以后，设官局修史，大抵凑杂成篇，漫无别择，故所成之书，芜秽特甚。内中如欧阳永叔之《五代史记》，朱晦庵之《通鉴纲目》等，号称为有主义的著作，又专讲什么“春秋笔法”，从一两个字眼上头搬演花样。又如苏老泉、东坡父子、吕东莱、张天如等辈，专作油腔滑调的批评，供射策剿说之用，宋明以来大部分人，除司马温公、刘原父、郑渔仲诸人外，所谓史学大率如此。到潘力田、万季野他们所做的工作便与前不同。他们觉得，历史其物，非建设在正确事实的基础之上，便连生命都没有了，什么“书法”和批评，岂非都成废话？然而欲求事实的正确，决非靠空洞的推论和尖巧的臆测所能得。必须用极耐烦工夫，在事实自身上旁推反勘，才可以得着真相。换一句话说，他们的工作，什有七八费在史料之搜集和鉴别。他们所特别致力者虽在明史，但这种研究精神，影响于前清一代史学界不少。将来健实的新史学，恐怕也要在这种研究基础之上，才能发生哩。

　　现行《明史》，在二十四史中——除马、班、范、陈四书外，最为精善，殆成学界公论了。《明史》虽亦属官局分修，然实际上全靠万季野。钱竹汀说：“乾隆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潜研堂集·万季野传》盖实录也。乾隆四年张廷玉《进明史表》云：“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名人即指季野，不便质言耳。关于这件事，我们不能不替万季野不平，而且还替学界痛惜。盖明史馆总裁，自徐元文后，继任者为张玉书，为陈廷敬，为王鸿绪，都敬礼季野。季野费十几年工夫，才把五百卷的《明史稿》著成。季野卒于京师，旁无亲属，所藏书籍数十万卷，都被钱名世其人者全数乾没去，《明史稿》原本，便落在王鸿绪手。鸿绪本属佥壬巧宦，康熙末年，依附皇八子构煽夺嫡，卒坐放废。这类人有什么学问什么人格呢？他得着这部书，便攘为己有，叫人誊钞一份，每卷都题“王鸿绪著”，而且板心都印有“横云山人集”字样，拿去进呈，自此万稿便变成王稿了。这还不要紧，因为这位“白昼行劫的偷书贼”，赃证具在，人人共知，徒加增自己劣迹，并无损于季野。最可恨者，他偷了季野的书，却把他改头换面，颠倒是非，叫我们摸不清楚哪部分是真的，哪部分是假的。关于这件公案，后来学者零碎举发颇多，恕我未能把他汇集起来做一篇详细考证。记得魏默深《古微堂外集》有《书明史稿》两篇，可参看。季野所谓“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者，他却“益”了许多。季野根本精神，一部分被偷书贼丧掉，真冤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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