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六清代经学之建设(2)

六清代经学之建设(2)

　　亭林欲树人格的藩篱，简单直捷提出一个“耻”字。他说：

　　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然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同上“廉耻”条

　　亭林以为无耻之习中于人心，非闹到全个社会灭亡不止。他尝借魏晋间风俗立论，极沉痛地说道：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同上“正始”条

　　他确信改良社会，是学者的天职，所以要人人打叠自己，说道：

　　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

　　又说：

　　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

　　他自己称述生平说：

　　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与人书》十一他教训他最亲爱的门生，没有多话，但说：

　　自今以往，当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

　　总而言之，亭林是教人竖起极坚强的意志抵抗恶社会。其下手方法，尤在用严正的规律来规律自己，最低限度，要个人不至与流俗同化；进一步，还要用个人心力改造社会。我们试读亭林著作，这种精神，几于无处不流露。他一生行谊，又实在能把这种理想人格实现。所以他的说话，虽没有什么精微玄妙，但那种独往独来的精神，能令几百年后后生小子如我辈者，尚且“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亭林教人做学问，专标“博学于文”一语。所谓“文”者，非辞章之谓。“文”之本训，指木之纹理，故凡事物之条理亦皆谓之文。古书“文”字皆作此解。亭林说：

　　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品节斯，斯之谓礼。《日知录》卷七“博学于文”条

　　亭林专标“博学于文”，其目的在反对宋明学者以谈心说性为学。他解释《论语》道：“夫子之文章，无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故曰：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其意以为，所谓人生哲学（性），所谓宇宙原理（天道），都散寄于事物条理（文章）之中。我们做学问，最要紧是用客观工夫，讲求事物条理，愈详博愈好，这便是“博学于文”。若厌他琐碎，嫌他粗浅，而专用主观的冥想去求“性与天道”，那却失之远了。他说：“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同上正指此辈。

　　然则他自己博学于文的方法怎么样呢？他虽没有详细指授我们，我们可以从他的传记和著述中约略看出些来。

　　书籍自然是学问主要的资料。亭林之好读书，盖其天性。潘次耕《日知录序》说：“先生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据他自己说，11岁便读《资治通鉴》《文集》卷二《钞书自序》。他纂辑《天下郡国利病书》，从崇祯己卯起，凡阅书一千余部《文集》卷六《肇域志序》。崇祯己卯，他年才26耳，其少年之用力如此。潘次耕请刻《日知录》，他说：“要以临终绝笔为定。”《文集》卷四《与次耕书》其老年之用力如此。他说：“生平所见之友，以穷以老而遂至于衰颓者什而七八。赤豹……复书曰：‘老则息矣，能无倦哉！’此言非也。君子之学，死而后已。”《文集》卷五《与人书》六大概亭林自少至老，真无一日不在读书中。他旅行的时候极多，所计划事情尤不少，却并不因此废学。这种剧而不乱、老而不衰的精神，实在是他学问大成的主要条件。

　　亭林读书，并非专读古书。他最注意当时的记录，又不徒向书籍中讨生活，而最重实地调查。潘次耕说：“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日知录序》全谢山说：“先生所至呼老兵逃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亭林先生神道碑铭》可见亭林是最尊实验的人。试细读《日知录》中论制度论风俗各条，便可以看出他许多资料，非专从纸片上可得。就这一点论，后来的古典考证家，只算学得“半个亭林”罢了。

　　亭林所以能在清代学术界占最要位置，第一，在他做学问的方法，给后人许多模范；第二，在他所做学问的种类，替后人开出路来。

　　其做学问的方法，第一要看他搜集资料何等精勤。亭林是绝顶聪明人，谅来谁也要承认。但他做工夫却再笨没有了。他从小受祖父之教，说“著书不如钞书”。《文集》卷二《钞书自序》他毕生学问，都从钞书入手。换一方面看，也可说他“以钞书为著书”。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全属钞撮未经泐定者，无论矣。若《日知录》，实他生平最得意之作。我们试留心细读，则发表他自己见解者，其实不过十之二三，钞录别人的话最少居十之七八。故可以说他主要的工作，在钞而不在著。

　　有人问：“这样做学问法，不是很容易吗？谁又不会钞？”哈哈！不然不然。有人问他《日知录》又成几卷，他答道：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文集》卷四《与人书》十

　　你说《日知录》这样的书容易做吗？他一年工夫才做得十几条。我们根据这种事实，可以知道：不独著书难，即钞也不容易了。须知凡用客观方法研究学问的人，最要紧是先彻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后下判断。能否得真相，全视所凭藉之资料如何。资料，从量的方面看，要求丰备；从质的方面看，要求确实。所以资料之搜罗和别择，实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明白这个意思，便可以懂得亭林所谓采山之铜与废铜之分别何如。他这段话对于治学方法之如何重要，也可以领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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