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敦煌汉简跋一

敦煌汉简跋一☆

　　制诏酒泉太守：敦煌郡到戍卒二千人，发酒泉郡。其假口如品！司马以下将卒长吏将屯要害处，属太守。察地刑，依阻险，坚辟垒，远候望，母（第一简）

　　（上阙）陈却适者，赐黄金十斤。□口元年五月辛未下。（第二简）

　　右二简书法相似。又自其木理观之，乃一简裂为二者。第二简“斤”字之半尚在第一简末，可证也。此宣帝神爵元年所赐酒泉太守制书。《独断》云制书“其文曰制诏”三公、刺史、太守、相，又云：“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重封。”故汉人亦谓之“玺书”。《汉书·武五子传》元康二年，遣使者赐山阳太守玺书，曰，制诏山阳太守，。”《陈遵传》：宣帝赐陈遂玺书，曰“制诏太原太守”，《赵充国传》：“上赐书曰，制诏后将军，。”下文目为进兵玺书。则玺书之首，例云“制诏某官”。此简云“制诏酒泉太守”，则赐酒泉太守书也。案《赵充国传》神爵元年，先零羌反。遣后将军赵充国击之（《宣帝纪》在四月）。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屯兵在武威、酒泉、张掖万骑以上，皆羸瘦。可益马食，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幵在鲜水上者。，于是即拜武贤为破羌将军（《宣帝纪》在六月），而以书敕让充国曰：“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亡虑二千人。赍三十日粮，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羌，入鲜水北句廉上1云云。后从充国计，兵不果出。均与此诏情事合。但此诏下于五月辛未（二十一日），尚在武贤拜破羌将军之前，此时酒泉太守即系武贤。又其时敦煌戍卒已至酒泉，武贤奏言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万骑以上”可证也。后从武贤大举之议，故敦煌戍卒二千人别以敦煌太守快领之。此时太守未行，故令司马以下与将卒长吏将屯要害处，受酒泉太守节度也。司马与将卒长吏皆统兵之官，将卒长吏即将兵长史。古“史”、“吏”二字通用。

　　《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守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续汉书·百官志》郡当边戍者，应为长史。”是边郡有长史，又称将兵长史。《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十四年五月丁未，初置象郡将兵长史官。，班超传》：“建初八年，拜超为将兵长史。”（《章帝纪》称为“西域长史，《班勇传》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盖皆敦煌郡之将兵长史也。

　　后延光二年，以班勇为西域长史，自是讫于汉末，常置此官以领西域各国，如都护故事。实则本敦煌郡吏，后乃独立，不属敦煌，然长史之名，犹郡吏之故号也。此诏乃神爵元年物，已有将卒长史。后汉谓“卒”为“兵”，故改称“将兵长史”，其实则一也。云“神爵元年五月辛未下”者，亦制诏旧式。《隶释·中常侍樊敏碑》所载诏书，末署“延熹元年八月廿四日丁酉下，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末署“黄初三年十月十五日□子下，木简有新莽诏，末署“始建国三年五月己丑下”，皆是也。此诏本下酒泉太守，其出于敦煌塞上者，盖由酒泉传写至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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